经络穴位图的传承印迹

编者按：2010年11月16日由我国申报的“中医针灸”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标志着“关于生命与自然界认知智慧结晶”的中医针灸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加强中医针灸对话与交流，促进中医药传统文化多样性的新局面。在“中医针灸”申遗成功8周年之际，推出“经络穴位图的传承印迹”，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经络穴位、了解经络穴位的演变、了解经络穴位的临床应用，传承发展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针灸学中的经络循行、腧穴定位和人体的体表形态、内脏定位等密切相关。准确表示出腧穴体表定位、腧穴与经络关系、经络循行规律，实现经络、腧穴内涵的可视化，十分关键。对此，古代医家发明了各种针灸图谱，以便增强直观印象，加强针灸教学培训和临床操作的准确性。针灸图谱有腧穴图、经络图，古代亦称为明堂图，如敦煌文献中的《明堂五脏论》所说“明堂二字，其义不轻。明者，命也；堂者，躯也。立形躯于世间，着明堂而医疗。”可见记载穴位位置、经络循行的图谱在中医针灸发展的历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文献记载的早期经络腧穴图

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三国时期有针灸图谱的雏形。据《唐志》记载，三国时魏国曹翕著有《十二经明堂偃侧图》，《新唐书》中载有“曹氏黄帝十二经明堂偃侧人图十二卷”。《隋书·经籍志》载：“秦氏承祖偃侧杂针灸经，偃侧人经，明堂孔穴，明堂孔穴图，偃侧图。”《新唐书·艺文志》中亦载有“秦承祖明堂图”字样。秦承祖为南朝刘宋医家，这是最早有关绘制经络图医家姓名的记载。

晋代葛洪《抱朴子·杂应》载：“又多今人以针治病，灸法不明处所分寸，自非旧医备览《明堂流注堰侧图》者，岂能晓之哉。”由此可见后世医家对这些图谱的高度认可。遗憾的是，这些图书均已佚。

偃侧图是早期腧穴图的一种称谓，从有限的文字记载来看，该图只是很简单地点出腧穴的位置，并且所绘腧穴与后世的明堂图比较其数目也较少。当时的针灸理论中尚未出现明确穴位归属十二经、十四经的确切连线，虽四肢部已经按三阴三阳经归属腧穴，但走向并未区分向心或离心性质，四肢以外部位的腧穴则不按经络排列。如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中共叙述腧穴350个，这些穴位是按头、面、项、胸、腹、臂、股等部位排列，未完全按经络循行叙述。

现存最早的明堂图

1990年，在我国敦煌出土的古代医学卷子中，发现三片针灸腧穴文献残页，经考证确认是《黄帝明堂经》的一种古传本，其中图文相间的针灸明堂图保存较为完整，经专家考证认为绘制年代为唐咸通年间。其残卷保存一正面人形的上半身图，并存有一部分穴名、部位、主治和灸壮等内容。而在图的正中、面首的正上方，写着“明堂”两字，这是所有已知考古发现和古医籍中以“明堂”两字与腧穴图对应记录的最直接有力的实物证据，也是目前已知中国存世最早的明堂图。现存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存5幅完整图，13幅残图，记载近80个穴位。现有文献中并无记载其作者与书目，据王德琛等学者考证孙思邈晚年著作《千金翼方》“杂灸法”相关内容中，有较多引文的语言风格、灸疗内容与其中的《灸经图》注文相似。

最早的官修腧穴图

据王雪苔考证，最早的官修明堂图是《明堂针灸图》，它是在唐代甄权所著《明堂人形图》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甄权是隋唐年间针灸医家，一生著述颇多，绘有《明堂人形图》l卷，撰有《针经钞》3卷，《针方》《脉诀赋》各1卷，《药性论》4卷。这些著作均已亡佚。其中《明堂人形图》是一部以图为主，同时有详细文字说明的著作，在当时流传广泛。据孙思邈《千金翼方》记载，对于这部《明堂人形图》的编绘，甄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以秦承祖所绘的针灸图为蓝本，并用《针灸甲乙经》等著作对秦图进行了校定，发现了许多错误之处，在纠正和补充秦图的基础上，新撰了明堂针灸经穴图。

据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亲临甄权之家，咨询药性及养生之道。唐贞观年间（627~649年），政府组织人员修订明堂图，这是官方首次主持修订明堂图，此次修订的明堂图称为《明堂针灸图》。官方这次主持修订的明堂图是以甄权《明堂人形图》为基础，而且还在完成之后交给甄权审定。在编撰体例和内容上，两部明堂图非常相似，都是以仰人、伏人、侧人三幅图形统编了349个穴名，明显带有对《明堂人形图》的修订痕迹，增加了腧穴别名和郄、络穴性，明确了对腧穴位置的表达，并且纠正了个别腧穴的位置。因此，可以认为官修《明堂针灸图》实际上是对甄权《明堂人形图》的一种修订或再版。

最早的彩色腧穴图

孙思邈在前人明堂图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见解，绘制了彩色《明堂三人图》，该图共有3幅，分别为仰人图、背人图和侧人图。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二十九中记载了《明堂三人图》的绘制情况：“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今一依甄权等新撰为定云耳……其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三人孔穴共六百五十穴，图之于后亦睹便令了然。”这段文字记述了孙思邈绘制《明堂三人图》是为了纠正旧明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