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保延：做科研要守住中医之“魂”

—— 他是在科研领域孜孜以求数十载的中医学者，他是敢于直面质疑、捍卫中医价值的忠诚战士，他开发中医大数据平台，引领国际针灸临床研究，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5月30日，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针灸学会会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刘保延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今年，他65岁。回首近40年走过的科研路，刘保延感慨良多，“最让我欣喜的不是获奖，而是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能在这次抗疫中发挥积极作用。”

2月2日深夜，刘保延接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的电话：“刘院长，武汉疫情非常重，我们打算在社区广泛发放中医通治方，但不知怎样收集患者的反馈信息，您有什么方法吗？”刘保延马上投入工作，连夜组织团队商讨、研究策略。一天后，满足抗疫一线需求的云平台与APP上线，这个可实现医患即时互动、信息分享及数据分析的综合信息化平台在“武昌模式”中厥功至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靠的是刘保延团队在中医信息化领域几十年的耕耘。

中医科研的路该怎么走——小大夫的大情怀

在农村插队当过大队书记，做过卫生学校的教师，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考上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的一名大夫。走完这段人生路时，刘保延刚刚30多岁，经历得多，也就思考得多，有想法、有热情是他留给很多人的印象。

“那时年轻，看到中医临床疗效好，就琢磨科研该怎么做。”刘保延笑言，当年的自己是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大夫”，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总想为中医做点什么。

“中医是济世救人的学问，应通过科学研究放大其优势，让它普济苍生。”这是刘保延年少的情怀，也是他多年来坚守的初心。

1994年，刘保延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兼科研处处长。作为中医医院主管科研的院领导，刘保延深刻体会到了中医科研之难，“那时许多专家在临床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对于中医科研该怎么做、怎样用现代科技手段揭示中医科学内涵，大家心里都没谱，都在摸索。”

初到职能部门的刘保延，积极组织交流讨论、为申报课题创造条件，多法并举激发医院专家申报科研项目的热情。“做的人多了，总会多一些思路，也多一些启发。”刘保延这样想。

1997年，刘保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副司长，主管中医药科技工作，此时的他年逾不惑，性子历练得愈发沉稳，然而他心中的疑惑仍未解开——中医科研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年少的情怀激励着他不断向前，愈不得解愈要坚持不懈地求索。

上世纪90年代正是中医药行业热烈探讨中医药现代化之时，从研究新型饮片到研发现代中药，中药现代化发展得如火如荼，而中医现代化到底该怎么做，行业内讨论热情高涨却一直没有定论。刘保延隐约意识到找准了中医现代化的路子，他心中的疑惑便会迎刃而解。

为了做好中医现代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科技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启动了“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刘保延作为该项目的具体组织者，有机会聆听到几十名中医知名专家和许多信息化、数字化等其他领域专家的真知灼见。在多学科碰撞的启迪下，刘保延豁然开朗，思路明晰了起来，“中医现代化必然要借助现代科技，而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中医又必须守住中医之‘魂’。”

“中医之‘魂’就是中医自身规律和特色，也是中医最本质的内核。”刘保延解释，现代科技是研究和开发中医的手段和方法，如果让技术“喧宾夺主”，那便会逼得中医“削足适履”，传承创新发展也无从谈起。

带着这样的认知，刘保延走向了中医科研一线。2001年，他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亲自带领团队研究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方法与中医大数据。

堪堪20载，刘保延组织打造的信息化大数据平台，将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现代文献进行数字化管理，实现了对中医科研信息的大数据共享。更重要的是，中医临床科研信息共享系统已初具规模。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云平台与APP，正是脱胎于中医临床科研信息共享系统。

该系统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能实现医患之间的即时互动，并对中医医生辨证论治思路和临床诊疗过程进行结构化处理，将海量、复杂的临床资料转化为可分析的数据、信息与知识，从而挖掘总结出值得广泛推广的中医临床经验。

“分析一药一方是研究简单范式，而中医医生在现实中的诊病思维模式是复杂范式，该系统专门为研究复杂范式而设计。”刘保延认为，守住中医之“魂”必须尊重中医复杂范式的特征，还原并分析中医医生在“真实世界”的复杂诊疗过程，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推动中医药发展。

领跑国际针灸临床研究——学科带头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