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明发展史的三次高峰

中国中医经过秦汉以前夏、商、周三代的渐萌、诞生、嬗更，度过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终于在百家争鸣的君主专制体制和儒道互补的社会背景下成熟发展，在秦汉早期成就了自己的范式，形成以《内经》《难经》为渊薮基础，以《伤寒杂病论》为临床辨析指南，以《神农本草经》为药用锐器，理法方药成体系，以后又经历了宋元和晚明清初三次历史高峰，逐渐沿着自身传统特点趋势，通过在与人类文明的广泛交流和融合中，最终融为中华文明中最耀眼的大系，影响着世界医学而傲然屹立。

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曾经指出，诞生在欧洲的近代科学是各古代科学汇流的结果。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印度、中国和希腊三个文明中心率先产生了理性的科学文化。古希腊科学繁荣和近代科学诞生之间千余年乃至更长期间，希腊医学衰退而阿拉伯医学和中国医学兴旺发达，正是希腊医学和中国医学在阿拉伯的汇合，才渐次传往欧洲促成了世界医学体系的诞生。

第一次高峰 奠基于春秋战国成熟于秦汉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段，腹里纵深，地域广袤，气候适宜，资源丰富。中国最早的图书《尚书》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4000万年前的青藏高原是一片海洋，1000万年前升起为陆地，数百万年前才隆起成为高原。人类文明大多依水而生，沿着河流繁衍兴盛，水是生命之源。人类文明史就是人与水相亲、相和、相生的历史。中国亦如是。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和长江蜿蜒入海，自远古以来中华民族主要繁衍在这两河流域。

中国的人类学历史十分悠久，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200多万年前的四川巫山人、170多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115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35万年前的江苏南京人、3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20万年前的陕西大荔人和湖北长阳人、10万年前的山西丁村人和3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等。在中国大陆迄今发现较早期的著名文化遗址，黄河流域有中游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中下游龙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夏、商、周三代以后，自秦统一中国以降，不仅是中国学术产生的基本时代，也是中医文明培育、长成的重要时期。

殷周时期形成了“卦爻”，西周末年提出了“阴阳”“五行”学说。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形成了最初的医学雏形。春秋战国时，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时期医巫逐渐分离，中医学由于其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理性，数千年前便占据了主导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百余诸侯国之间频繁征战形成了五霸七雄，政治权力的分散提供了人才流动的机会和自由思想的空间。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得以出现，各派学者云集，“不治而议”的士人纷纷发表见解，诸侯国争相效仿田齐养士，士人“择木而栖”，稷下学宫“数百千人”，不同的学术观点兼容包蓄，孟轲两次稷下讲学，荀况三为学宫祭酒。社会思想的自由，造就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形成了儒、医、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诸家纷起。各家之间彼此诘难和争鸣，形成中国学术最为辉煌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国学术重要的遗产经典大都形成，《诗》《书》《礼》《易》《春秋》《内》《难》，无所不有。其《诗》以言志，《书》以记事，《礼》以规行，《易》阐阴阳，《春秋》述尊卑，《内》《难》以解人厄，包罗十分广阔。

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导致了殷周以来的思想观念的重建。信仰的“天命观”转向了理性的“天道观”，“主宰之天”的历史羁绊开始自然化。理性的重建区分了“天道”和“人道”，“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通过《易》学思想的播扬而产生天、象、经、传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以天人互感、拟象立意、义理注入的三种模式。子产、老子、孔子倡导人道遵天道，子思和孟子阐明“助天说”，荀子提出依据自然规律驾驭自然的“制天说”。《内经》《难经》融《易》学己用，提出“天人一体”和生命规律。卢医扁鹊，在赵为妇科，在周为五官科，在秦为儿科，奠定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医学先河。此外，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中国医学文明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持续发展的这次高峰，带来的历史余脉，是以玄学为特征的新道学思想运动所催生的南齐（479—502）“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将人文原则的“三品”分类法改为依药物自然来源和属性的分类法，开辟了本草学的新理论体系。以理学为时代旗帜“素校禁方，尤工厉石”，“创铸铜人为式”的医学家王惟一，考订经穴理论，为经穴理论的发展与规范化，尤其是铸造了针灸铜人，并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中国针灸技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次高峰 宋元时期学术规范及学派生成阶段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的宋代，“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

公元960年，赵匡胤废除了后周恭帝，建立宋朝，以汴梁（今河南开封）为都城，中原统一，虽与北辽、西夏对峙，两宋国祚319年，开始了“天水一朝”（陈寅恪语）。宋初实行中央集权，赵氏家族一方面用计谋令部下交出军权，统一掌握，另一方面着重于文治，增强文官筹划，推行科举，选贤任能。但在中期以后，由于辽与西夏侵扰，经济不振，国势日衰，到了南偏一隅，奸佞当道，致使国家由强变衰，终致灭亡。

宋代科技文化空前发展，是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丰盛时期，理学、医学、文学、史学、艺术硕果累累。宋太祖重文轻武的风气达到极致，在理学兴起、宗教势力退潮、言论控制降低、市井文化兴起、商品经济繁荣与印刷术、指南针及火药一系列发明的社会背景下，优秀人才辈出，史尧弼在《策问》中说：“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说：“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金元四大家”，即宋濂在为朱震亨《格致余论》题词时说的“金以善医名凡三家，曰刘宋真（刘完素）、曰张子和（张从正）、李明之（李杲），虽其人年之有先后，术之有救补，至于推阴阳五行升降生成之理，皆以《黄帝内经》为宗，而莫之异也。”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四家，其刘完素创立火热论；李东垣立主脾说，张子和主攻下；朱丹溪主滋阴，学派林立，学说各抒，宋濂还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医学文化事业发达，配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发挥的义理性命论学说，尤其是理学大师朱熹，对太极、理气学说作的全面梳理，对后世日趋完善的中医运气学说，做出了许多铺垫。

另外，设立“太医局”，从国家层面上为医学教育专门设立机构，各地州镇府政府均仿照开办地方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