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学(1926-2010)系首届国医大师,国家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中国中医急诊学学科体系创建者之一。“体用理论”是中医学的经典理论,任继学在著作中每多论述,见解独到。
体用理论内涵
体用理论是发源于先秦时期重要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早在《周易》《老子》《论语》等典籍就有记载。《周易探元》载:“凡天地之间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体者,本体、形质、结构也;用者,功能、表现、作用也。体用一源,体为用之基,用为体之象,二者不相离;体用互异,体有形有质,用无形可征。体用理论概括性强,内涵丰富,外无边界,须置于一定的情景下,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
体用理论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之一,在理法方药中均有广泛应用,运用此理论的医家甚众,古代医家有滑寿、喻昌、武之望、叶天士、黄元御、吴鞠通等,现有秦伯未、岳美中、李聪甫、任继学、徐景藩、刘献琳等。体用理论在中医学上最具代表性的应用即作为说理工具和指导思想诠释藏象学、本草学、脉学的相关内容,如法象用药、“五脏体阴用阳,六腑体阳用阴”“肝体阴用阳”等。脏腑体用理论内涵丰富、实践性和概括性强,值得进一步的挖掘。
体用理论临床应用
体用理论指导下的思维模式贯穿于任继学的著作中,他运用“体”“用”这对内涵丰富的哲学概念阐释病理发展机制、论述器官结构特点、明确物质联系性,将理论付诸实践。
“用病”“体病”识病观
任继学以“体用”识病。《悬壶漫录·论中医内科学的若干问题》载:“病理反应可生于用病即功能性的,亦可生于体病即器质性的”,根据疾病的病理阶段及病情特点,将疾病分为体、用两方面,执简驭繁,分析疾病病理反应。
应用“体病”“用病”的辨病思维多须结合脏腑体用理论,如任继学论治心系疾病,提出“心脏之变有二:一为心之体发生器质性病变;二为心之用发生功能障碍的病变反应”。
疾病发展的过程往往是复杂多变的,体病必兼用,用病多伤体,体用同病,互为因果。《悬壶漫录》载:“肺热病是以肺体受伤,其用失常为特征”,心衰的病理为“标本俱病,是指心之体用俱病。体为本,用为标”,均从体用互病诠释疾病发病机理。
疾病的末期多呈现体用同病的情况,任继学论治慢性肾风,认为“盖邪者为毒,内伏于肾,久则肾体受损,肾之用受伤”,重视久病体用俱伤特点。
辨“体病”“用病”的辨病思维模式,是在中医学八纲辨证之外的补充,是一种能够与微观认识、解剖观察等内容相结合的诊病方式。而这种识病模式,也为临床治体、治用、体用同治的治法提供了依据。
脑髓、脑神体用观
任继学是《中医脑病学》的主审,在编书时提出了诸多观点,为中医脑病学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虽未明确提出脑体用的论述,但基于“神依形则生”“神由精气而生”等理论,从精气神出发,论述了脑的生理、病理。如:脑者以髓为体,神为用,髓以铸其体,神以达其用;脑位于人体之首,寄居于头,颅骨内空腔为其宅;脑为髓海,精成而脑髓生;髓者生于精;脑为神机之原,生细微动觉之气;脑神者,统五脏之神,发五脏六腑之活动。
脑髓者,体也,体之成,赖五脏六腑之精血而铸;脑神者,用也,用之达,统发诸脏腑之神而使。从整体观认识脑的生理、病理是任继学脑体用观特点,其《脑髓述要》一文中详言脑髓的形、象、生理、功用及其与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其应形求象、体用相系的认识观,颇具指导性意义。
阳为气之体,气是阳之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载“阳化气,阴成形”,阴阳与气化不可分割。任继学基于《内经》“阳化气”提出“阳为气之体,气是阳之用”的观点。张景岳《类经·阴阳应象》载:“阳动而散,故化气”;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阴阳应象大论篇》言:“天主生物,地主成物。故阳化万物之气,而吾人之气,由阳化之;阴成万物之形,而吾人之形,由阴成之”。阳的运动是产生气的基础,即气化作用,故曰“阳为气之体,气是阳之用”。
《任继学经验集·气有余便是火小议》载:“人体中之气、阳、火是三维一体,也是一源三用”“阳是气之根,气是阳之用,温是气之化,也是热之渐,热是气动生火之基,此为三维生化之理”,明确了气、阳、火三者之间的生化关系,揭示了他们之间的生理转化过程,阳动则气生,温为气之变,也是热的早期表现,热进一步发展即生火。任继学的“阳为气之体,气是阳之用”论一方面强调物质的本源性,一方面也体现了转化思维,而“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