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随着西风东渐,西医成为主流医学,中医药呈边缘化趋势。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让中医药发展清流激荡,是中医人当前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而疗效是中医药生生不息的根本生命力,中医药疗效的背后,必然蕴含着深刻的科学内涵,这是中医精华之所在,亦是新时代下传承精华的崭新意义。中医既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更应该是未来的,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才能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中医发展靠临床实践驱动
纵观中医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是在临床实践驱动下的创新史。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下,中医创造性地吸收了“气一元论”“阴阳五行”“整体观念”等古代哲学思想,实现了从纯粹的经验医学向学术体系的成功跨越,标志性著作是《黄帝内经》。东汉末年建安年间至少发生4次瘟疫,造成了人口大量死亡,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即“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对经方学尤其是对当时所称“传染病”“伤寒”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乃撰《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建立了完善的辨证论治体系,是中医第二次伟大创新。后世中医各家倡导的辨证体系多以此为根基进行发挥,经方体系的产生深远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进程。金元时期,瘟疫再度随战乱暴发,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导致疾病谱转变,促使医家寻求更有效的医疗实践,于是,“金元四大家”形成了。他们对人体健康与疾病的本质进行了深入思考。到了清代,各家学说、经方验方已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面对大量的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暴发,中医学者再次有了突破性的创新,即温病学派的产生。清末,温病学派、滋阴学派思想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被庸医大量滥用,导致本质是阳虚的病人被误诊误治而疗效不佳。蜀中名医郑钦安受到经方“重阳气”思想的启发,正本清源,著医学三书,以阴阳为辨证总纲而强调阳主阴从,强调元阳真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其“扶阳”理论在中医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临床运用效如桴鼓,活人无数。
中医自古不乏传承与创新,而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如何让中医药根深叶茂、老树发新芽,是中医人要面对的崭新问题。而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古老的经方体系中找到答案。
经方是对《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所载方剂的尊称,以其规范性和有效性,疗效显著、历久不衰,被誉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经方在历史上曾一度成为隐学,“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是唐代医家孙思邈在撰写《千金要方》时,为见不到张仲景《伤寒论》而发出的叹惋。后有温病学派的兴起削弱了六经辨证的影响。直至近年,涌现了一批经方大家,以卓越的临床实践再次为经方正名,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经方热潮。这其中蕴含着一个关键且隐匿的问题,为何经方在当今可重新焕发生命力?笔者认为,是临床实践的驱动。
机体阳气不足导致慢性病难愈
中医学的发展史和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历史密切相关。中医历代各家学说的形成都有深刻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原因,其中以大规模的瘟疫暴发对历次中医理论创新的形成影响最为深远。人类经历了两次卫生革命的阶段,第一次卫生革命主要针对传染病,其中包括烈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及慢性传染病如麻风、结核等,造成人群大批致残或死亡。直至20世纪后叶,随着疫苗和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人类对传染病的斗争才取得了的丰硕的成果,第一次卫生革命取得了胜利。
从20世纪后叶开始,主要威胁人类的疾病是心脑血管疾病、抑郁症、癌症、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防治这些疾病成为了第二次卫生革命的主要内容。这些疾病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良生活方式的泛滥以及心理行为和社会环境变化关系密切。
心脑血管疾病、抑郁症、癌症、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久治不愈,迁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机体能量代谢不足,即阳虚。机体功能低下或以功能低下为主要矛盾的功能紊乱,会产生湿气、水气、水饮、痰饮、痰浊、痰核、瘀血、积食等病理代谢产物。他们滞留可导致气滞、郁热、津亏、血虚等病理改变,变成疾病久治不愈的根本病因。
阴阳的最初本义是指日光的向、背,经古代哲人抽象上升为描述对立统一关系的观念。由于古代词汇相对匮乏,导致各学科皆借用这一名词,《黄帝内经》亦不例外。《素问》提出了“阳化气,阴成形”的观点,则对中医学阴阳的本质给出了深刻而准确的定义。“阳化气,阴成形”意味着能量的转化引起物质的转化,物质的转化伴随着能量的转化。清代郑钦安在《医理真传》中说:“人身一团血肉之躯,阴也,全赖一团真气运于其中而立命。”对这一观点做出了进一步的诠释。可以说生命即是阳气的运动过程,阳气的盈缩催化着生命的生长壮老已,亦是解决疾病的关键。
六经本质的现代阐释
郑钦安阐释了经方体系阴阳辨证的核心内涵及如何使用阴阳辨证的技术问题。经方另外一个核心问题——六经的本质是什么,答案即六经的结构观。用葛根汤治疗腹泻,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疗黄疸,用越脾汤治疗肾炎,用小青龙汤、大青龙汤、麻杏甘石汤治疗肺炎,以麻黄细辛附子汤治疗心肌炎等。这些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