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蒜的食药应用

季羡林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蒜是中国原产，大蒜则在汉代由西域传入”。季羡林所说的原产于中国的蒜，后被称为小蒜，以区别于由西域传入的大蒜（葫蒜）。这种说法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亦有详细记载，“中国初惟有此，后因汉人得胡蒜于西域，遂呼此为小蒜以别之”。对于二者，李时珍亦从植物属性角度对其进行了区分，“家蒜两种：根茎俱小而瓣少，辣甚者，蒜也，小蒜也；根茎俱大而瓣多，辛而带甘者，葫也，大蒜也”。

对于食用蒜褒贬不一，练形家、道家、佛家等人群均将蒜（大蒜或小蒜或两者兼有）视为五荤之一或之二，认为其“皆辛薰之物，生食增恚，熟食发淫，有损性灵，故绝之也”。但是普通民众尤其是北方民众认为，蒜“春食苗，夏初食薹，五月食根，秋月收种。北人不可一日无者也”（《本草纲目》）。自魏晋起，蒜便在调鼎解菹（食）、驱疾杀毒（药）、除鬼辟邪（巫）等角度发挥着重要作用。药食同源在中国由来已久，今天居家必备的蒜的食与药用是其生动写照，对汉唐历史时期蒜在食、药、巫三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对中国博大精深的食疗养生文化产生共鸣和加深理解。

调鼎解菹

现代中国人（以北方居多）喜食大蒜，蒜在日常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今天北方人食面条或包子、水饺之时常有几瓣（甚至整头）生蒜伴其左右。事实上，中国食用蒜的历史已非常久远，但是直到东汉的《说文解字》中才有蒜的记录，料想是在东汉时期蒜的食用才开始普及，在东汉时期成书的《四民月令》中便有种蒜时节的记载。从该书记载指导种植大蒜时节来看，西汉时由西域而来的葫蒜（大蒜）到了东汉开始被时人接受并普遍食用。到了魏晋，时人对蒜的认识更加全面，蒜的种类也渐趋增加。北魏前期成书的《广志》记载，“蒜有胡蒜、小蒜，黄蒜……”。需求增加带来对蒜种植技术相关总结记录的出现，以满足更大需求。且从魏晋时期成书的《齐民要术》中关于泽蒜的相关记载来看，“泽蒜可以香食，吴人调鼎，率多用此；根、叶解菹，更胜葱韭”。鼎食厚味的肉菹，加入泽蒜的“根叶”作香料，以解其腻。亦说明时人不仅喜欢生食蒜，还在菜肴制作中将蒜作为主配料或调味料使用。

当然，也有人说不可过多食用大小蒜，甚至干脆就不要食用。南朝陶弘景即在《本草经集注》中言，“今人谓葫为大蒜，谓蒜为小蒜，以其气类相似也。性最薰臭，不可食。俗人作齑以啖脍肉，损性伐命，莫此之甚”“小蒜生叶时，可煮可食。至五月叶枯……正尔啖之，亦甚薰臭……食之损人，不可长用之”。《说文解字》中将蒜解释为荤菜并进一步解释为臭菜，即葱蒜类辛臭蔬菜。而道家将蒜定为五荤之一，认为其乃“辛薰之物，生食增恚，熟食发淫，有损性灵，故绝之也”，作为道医的陶弘景自然要告诫后人，蒜（无论大蒜小蒜）均“性最薰臭，不可食”“食之损人，不可长用之”。但到了唐朝时，在药物知识构成中想要去除宗教色彩的《新修本草》中，在葫条“谨案”部分如是告诫世人，“此物煮为羹臛极美，薰气亦微。下气，消谷，除风，破冷，足为馔中之俊。而注云不中煮，自当是未经试尔”。这也反映出国人在食用蒜的过程中，通过煮的方式令蒜的薰气减弱，从而使其调羹解臛的功能更加突出。

驱疾杀毒

季羡林在区分清楚大小蒜之别后亦说，“大蒜能治的病很多，因此在西域（包括印度及中国新疆等地）备受青睐。梵文药方中大蒜受到特殊重视，其原因完全可以理解了”。从现有资料来看，蒜的药用或是在汉以后才大面积铺开。在成书于西汉到东汉年间的《神农本草经》中并无蒜的相关记载，在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也只有关于葫蒜食忌的记录，“在鸡不可共葫蒜食之，滞气”，而无具体以蒜入药的方剂。魏晋时期，蒜开启了药用之序章。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详细记载了大蒜以及独头蒜、小蒜的药效。《本草经集注》中陶弘景也同时记录了葫、蒜的相关食忌。魏晋时期出现了大量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古方”，如葛洪《肘后备急方》、陈延之《小品方》、谢士泰《删繁》、姚僧垣《集验方》等，这些方书中有许多蒜的药方，由这些药方可见，蒜在魏晋时期已在内外疾病疗治方面发挥作用，呈内服与外敷兼有的特点。既可以解食物中毒（蜀椒毒），又可以利大便顺畅。特别是蒜通过外敷（涂）的作用方式对蛇、蝎、蜈蚣螫人可以起到杀毒消菌作用。当然，蒜在魏晋时期的药用还处于初级原始阶段，并未出现以蒜命名的汤、丸、煎等剂型，这种情况在唐朝得到了改观。

入唐后，民间使用小蒜“主恶蛓毒、山溪中沙虱水毒”的功效，被官方本草典籍《新修本草》记录，“此蒜与胡葱相得，主恶蛓毒、山溪中沙虱水毒，大效。山人俚僚时用之”。不同种类的蒜亦出现在本草典籍之中，陈藏器在《本草拾遗》“孝文韭”条下记录了石蒜、泽蒜及功效，“又有石蒜，生石间。又有泽蒜，根如小蒜，叶如韭，生平泽。并温补下气，又滑水源”。而从用药处方来看，唐时蒜的疗病范围与前朝并无多大差别。在魏晋之时，小蒜疗“霍乱”，大蒜治“䘌”。唐时小蒜可以“消食”，大蒜则既可以疗治“痈肿”，又能疗治“下部䘌”。唐时蒜承继前朝，仍是内外兼治，特别在解蛇毒、蝎毒、蜘蛛毒等方面仍发挥重大作用。真正出现较大变化的是在含有蒜的方剂中，而这与中西交流有很大的关系。唐时出现了以蒜命名的方剂，如大蒜煎、蒜煎方等。较早关注中西药方交流的范行准先生曾撰就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胡方考》，在该文中，范先生曾制胡方表，其中就有几个含有蒜或以蒜命名的药方，比如来自波斯（实际上印度也有）的以大蒜命名的“大蒜煎”、来自印度的含有独头蒜的“气上方”、来自印度的以蒜命名的“蒜煎方”以及含有大蒜的沙虱毒方。我们找到了这些药方的原始出处，其中“大蒜煎”“气上方”来自《备急千金要方》、“蒜煎方”来自《广济方》、“治沙虱毒方”来自《拯要方》。这四方之中，三方来自印度，一方来自波斯（从大蒜煎方中的药物配伍来看，荜茇、胡椒、干姜是印度生命吠陀中经常使用的三辛药，所以这个大蒜煎也有印度医学的影子）。而蒜在印度的药用非常普遍。在西域交流要道库车出土的、相当于我国魏晋时期的梵文医学卷子《鲍威尔写本》和相当于我国唐朝的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中就大量记载了含有蒜的药方，《鲍威尔写本》中有双马童的“大蒜酥药”和含有蒜的无伤酥的记载，用于疗治“规则的热病（不尽疫）、精神消散、面部歪扭、半身胳膊酸疼、嘴唇开裂、腰部麻痹、腰背痛……驱除骨头里的内风，消除风性疾病”。而“以蒜为首的酥药”的“大蒜酥药”（大蒜、胡椒、干姜）与《千金方》中的“大蒜煎方”很相似。在《医理精华》中，含有蒜的药方则更多，用于主治“癫痫和疯病”“坐骨神经痛、风病、内部肿瘤、偏瘫等疾病”“去三种体液”“去痰和去风”“可以使肺结核和消瘦病患者身体强壮”“出血症、消瘦病，而且对风病、中毒、发疯、哮喘、丹毒、咳嗽、以及骨折、疼痛、寄生虫病、胃胀和女性不孕症，都有好处”等。唐朝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朝代，蒜的药用也受“印风波雨”的影响，出现了以蒜命名的煎剂，标志着该时期蒜向着中成药方向迈进。

除鬼辟邪

在治疗鬼神之病相关的药物中亦有蒜的身影。魏晋之时，大蒜就在葛洪的《葛氏方》中有单方“治五尸方”。之所以是大蒜，可能跟它来自本就充满神秘玄幻色彩的西域有关。相当于我国魏晋时期的印度对大蒜形成了“大蒜崇拜”，《鲍威尔写本》就直接从一个配药小册子开始，主要讲述了大蒜的神奇药用，内容包括了大蒜起源故事、大蒜的名字与性质、大蒜节日的仪式和大蒜与其他药物的配方及功效等。在《鲍威尔写本》中亦有“夜叉饭：蒜主治鬼魅所生的许多疾病”的记载，反映出这种“大蒜崇拜”的多样性。但到了相当于我国唐朝时，印度梵文医学典籍《医理精华》中，有关大蒜的神话学部分没有了，属于民俗学内容的大蒜相关节日仪式也不见了。或可说明印度医学对大蒜的认识更趋向准确和科学。

印度对大蒜的药物崇拜观念似乎也传到了中国，但中国人并未照单全收这些观念，而是将这种崇拜纳入自己的疗治鬼神致病的知识体系中，并显示出谨慎的态度，只是使用大蒜之中的独头蒜来治鬼神病。如直到唐朝时，喜欢记录另类药物的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记载，“独颗者杀鬼去痛，入用最良”。孟诜在《食疗本草》中将独头蒜与雄黄、杏仁研为丸，来治“患鬼气者”。独颗蒜主治“恶疰入心欲死”看来在唐时民间的应用效果不错，所以唐高宗时朝廷才会把独头蒜的单方“疗恶疰入心欲死方”镌刻在龙门药方洞内，颁行全国。

汉唐时期，蒜承继秦汉及之前的食用理念，在调鼎解菹方面继续发扬光大，激发了时人对其需求的提升。东汉末期的《四民月令》中便有种蒜时节的记录。成书于北魏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中也辟有专章来介绍种蒜之法，体现了食蒜需求的增长带来种植技术的提高。药用方面，蒜的药用或是要到魏晋才逐渐铺开，在内外科方面均有建树，尤其杀毒消菌方面更显民间原始面貌。而受印度生命吠陀对蒜的药用影响，唐时对蒜的药用已由初级使用向深层加工迈进。巫术方面，汉唐时期仍为巫医共存的时代，受重视服食丹药、求仙不死世风影响，本草典籍、方书中所辑录的蒜知识带有鲜明的鬼神、宗教色彩。（郭幼为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