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吴惟信在《呈蒙斋》诗中写道:“仁心全造化,风骨半神仙。”诗句是赞扬杰出人才的风格与精神。《晋书·赫连勃勃载记》里说:“其器识高爽,风骨魁奇。”唐代诗人高适在诗歌《答侯少府》提到:“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千年前,生于1032年(北宋天圣十年)的钱乙,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崇高地位、风骨超凡的人。
《宋史》人物传载:钱乙,字仲阳。吴越王钱俶之支属,祖籍浙江钱塘。俶卒后,其族人多被遣散各州。钱乙祖父北迁至郓州,自此皆为郓州人。
钱乙享年82岁,其间两度为皇室医官,但主要生活在郓州。其父钱颢(钱塘县志作钱颖)也精通医学,尤其擅长针灸。其姑父吕氏亦是当地有名的医家,且医德高尚。钱颢嗜酒,喜远游。在钱乙三岁时,其母病故。钱颢东去海上,久久未归。姑母可怜钱乙幼小孤苦,将其收为养子。其姑父教他习识文字并传授医道。
钱乙自幼勤奋好学,对各种医学著述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伤寒论》《针灸甲乙经》等刻苦研习。尤其对《神农本草》中不同草药的特征、药性烂熟于胸。其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此书为儿科的经典著作,于是后世遂尊钱乙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钱乙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今天看来,钱乙的一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专一为业,垂四十年”。他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坚定不移治学精神,毕生从一事,是他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关键。
综观钱乙的学术特点,最突出的有四个方面。一是小儿体质学说;二是五脏辨证学说;三是儿科诊断,“哑科”尤重望诊;四是他的名著《小儿药证直诀》提出的方剂及制方思路。
钱乙的小儿体质学说,补充了整体辨证认识
钱乙充分考虑到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在治疗原则上主张以柔润为法则,以妄攻误下为警戒。他提出并完善了辨证方法,为儿科领域作出重要贡献。
小儿的“纯阳”“稚阴稚阳”“少阳”三说,在中医儿科学发展史上对指导临床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颅囟经》提出:“孩子三岁以下,呼为纯阳。”小儿为“纯阳”之说由此而生,且被历代不少医家所尊崇。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刘完素说:“大概小儿病者纯阳,热多冷少也。”清朝名医叶天士说:“楹探小儿,体属纯阳,所患热病最多。”临证用药多主张以寒凉为主。近代中医儿科大家王伯岳说:“小儿乃纯阳之体,犹如一团燃火,热药入口,与火中浇油无异。”盖“独阳不生,孤阴不长”“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前人也有“幼科论证,悉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乖误相承,流祸千古,后人误以婴儿为一团阳火,即用寒凉,伤脾败胃”的观点。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解儿难》中提出“古称小儿纯阳,此丹灶家言,谓其未曾破身耳。非盛阳之谓,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也”。近代医家张锡纯提出“盖小儿虽为少阳之体,而少阳实为稚阳”的认识。这些方面,可以说是钱乙理论的赓续和发扬。
钱乙的五脏辨证认识,丰富了五行五脏生克学说
在人体系统中,心、肝、脾、肺、肾及其相应的六腑、四肢、皮毛、筋、脉、肉、五官七窍等组织器官分别组成五个脏腑系统。
中医五行学说来源于哲学五行学说。原始的“五行学说”是祖先通过平治水土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现象、性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初步观察、总结而产生的。早在殷商时期,人们便认识到金、木、水、火、土“五材”之用,如《尚书·大传》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此五者是为人用。”在《尚书·洪范》中还有“鲧湮洪水,汨陈其五材”的记载,且对五行之内容作了阐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并以五行之生克乘侮来说明其相互关系。
五行中生中有制,制中有生。“生”含有资生、助生的意义,“克”含有克制、制约的意义。五行相生,不单纯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也不单纯是木克土、土克水等。五行相生相克,有常有变,有相乘还有相侮。正如《素问·五运行大论》所说:“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
但五行生克制化规律亦有局限性。《难经·七十七难》云:“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即以五行生克乘侮规律来阐述疾病传变和确定预防性治疗措施。后世医家通过临床实践观察到,病之传与不传,不单取决于五行之生克制化,也取决于脏腑机能状态,即五脏虚则传,壮则不传。五行生克制化规律亦存在一定的机械性,临证时还要注意根据具体病情辨证论治。
钱乙非常提倡五脏辨证,并依此创造了自己的一套学说并创制了泻白散、泻青丸、益黄散等著名方剂。以后的张元素又从脏腑出发,进行药物的研究,著成《脏腑标本药式》,为药物学的药物归经指明了道路。明代楼全善在《医学纲目》中以脏腑为纲目来归纳病类。楼全善说:“昼读夜思,废飧忘寝者,三十余载,始悟千变万化之病态,皆不出乎阴阳五行之病态,五脏也、六腑也、十二经也皆一五行也。”实际上,用脏腑代替五行,比之五行其内容更加丰富而结合实际。
钱乙精于望诊
史载在钱乙受封太医期间,有一皇子得了抽风病,众太医治不得法,钱乙用黄土汤治愈。当时皇帝宋神宗问他是什么原因妙手回春治好了自己儿子的病,钱乙回答道:五行相生相克,用土克水,水即平复,于是风自然就止息了。宋神宗很高兴,于是把钱乙提升为太医丞,官位由九品升为四品。
又有某王的儿子得了上吐下泻病,一医官给患儿开了温燥药,结果加重了孩子的病情。钱乙说:“这是中焦有热,脾脏受到侵害,怎么能用温燥的药呢?这会造成大小便不通。”于是,他给患儿开了“石膏汤”。开始,患儿家长不相信这个方子,结果孩子病情加剧,最终用了钱乙的方法把孩子的病治好了。
望诊,《素问·奇病论篇》曰:“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癫疾也。”《望诊遵经》曰:“小儿频揉耳鼻者,疳证也。”
钱乙认为,婴儿有病时,如头发枯乱又向上竖立似蓬状,说明小儿病势危证。再观双耳间细脉络,若出现脉色青黑紫又暗者,而且有怒起,说明小儿抽搐痉挛性腹痛。如果小儿出现腹泻青绿有食物或没有消化的乳食瓣,为脾胃寒引起泻泄。再加上脉细乏力,手脚冰凉,为脾胃阳气衰败,说明难治。如果脉细小,而手足却温暖,这种腹泻病易治。钱乙精通的小儿望诊,其功甚伟。
《小儿药证直诀》是现存最早的儿科巨著
《小儿药证直诀》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系统的儿科巨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儿科专著。
钱乙提出并制订了一系列儿科方剂,从而奠定了儿科学的基础,其实际影响远远超出了儿科学的范围。
钱乙对惊风、疱疹及腹泻的认识,尤其是七味白术散对小儿多种类型泄泻、婴幼儿消化不良效果十分明确。斯方补而不滞、消而不伐,可作为治泄泻的基本方剂。临床证实,七味白术散加青蒿治疗小儿夏季热效果非常好。
钱乙制方遣药的特点是处处注意到五脏的虚实寒热,在祛邪务尽的原则下,力求攻不伤正、补不滞邪。或消补兼施,或寒热并投,并从柔润方面下功夫。
钱乙还善于化裁古方。在化裁时注意到小儿生理病理特点。例如异功散系六君子汤去半夏而成,有收补而不滞、温而不燥之功,由于小儿脾常不足,易为虚实,津液易伤,因此尤宜于儿科。又如大黄丸和三黄丸二方系从《伤寒论》大黄黄连泻心汤脱化而来。大黄丸仅用大黄、黄芩二味药,且大黄用量减半,意在既能泻阳明之实热,又可清金而制木。剂型改以炼蜜为丸,服法用蜜水送下,乃取其“丸者缓也”,蜜以润之之意,使该方泻下之力既微且缓,而清热之功又可充分得到发挥。此方治疗小儿肺胃有热、肝风欲动、里实而有下证者,甚为合拍。三黄丸药味虽与仲景原方无别,但在药量与剂型上略有变更。方中重用黄芩,用量为其他各药的五倍,目的在于着重清泄三焦实热,而非专事攻下。剂型用面糊为丸,服法以米饮送下,亦全在顾护胃气、制约苦寒,从微从缓,清泻而不伤正。
《易经》说:“变者胜天。”灵活变通是钱乙化裁古方的又一特色。如古制香连丸用黄连苦降以清热,木香芳烈以行滞,本是治热痢之方,在此方中加豆蔻温涩止泻,名豆蔻香连丸;加诃子肉苦温涩肠,名小香连丸;加白附子祛寒,名白附子香连丸。这些方剂虽然同治小儿腹痛泻利,但寒热通涩之性已经有所变化。此外,钱乙还将香连丸中去木香加陈皮,名橘连丸,以治小儿疳瘦,变清热理气之方为消食和气、清火治疳之剂。
钱乙不但善于化裁古方,而且勇于创制新方。在创制新方时,注重脏腑功能的恢复以及相互间的整体关系。如泻白散除用桑白皮泻肺化痰、降逆平喘之外,又用地骨皮滋阴退热,甘草、粳米益胃和中。又如益黄散用青皮、陈皮、木香理气燥湿、芳香化浊,另有诃子涩肠、甘草守中,虽不用一味正补之药,而方名却曰补脾,可见立方之奥。
钱乙制方的另一成就,也是其另一特点是用药务求柔润。小儿稚阴未充,体属纯阳,在疾病过程中,常呈阴虚阳亢,而表现为阳热证候。因此,治疗小儿疾病应时时以顾护阴液为要。
钱乙用药讲究柔润,轻清灵动,扶助脾胃生生之气。如著名的地黄丸,在金匮肾气丸的基础上减去桂、附之温燥,而存六味之柔润,适合小儿阴常不足、无烦益火之特点。因此,可以说钱乙开辟了后世用药的滋阴大法。
钱乙还提出:“小儿脏腑柔弱,不可痛击。”他所创制的祛邪诸方从不单纯攻邪,而常于祛邪方中佐以扶正之品,如败毒散,本为治疗外感风寒表证而制,方中以羌活、独活、柴胡、前胡等散邪祛湿,加一味人参以扶正气,盖小儿易虚故也,正气一足则邪随汗出,病可痊愈。此方补中兼散,邪气不致于滞留;散中带补,元气不致耗散。其药物配伍,皆颇有理法,足资临床参考。(卢祥之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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